但是，英美法系决非重程序、轻实体的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历史并非徒程序法自行的历史。
八二宪法颁布30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研究重心上的重要转移，即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例如宪法解释的性质、目标、方法的关注上来。[31]二是对外国宪法解释学和解释方法论的引介，主要是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引介，宪法学者对此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原旨主义解释方法、[32]文本主义方法、[33]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等的讨论，[34]也有结合具体案例对德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介绍。
三是对宪法解释专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宪法解释的基本性质、[36]合宪性推定、[37]合宪性解释、[38]宪法解释的效力等的讨论。[28]例如，周伟：《宪法解释的方法体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另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宪法学者即便是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也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而非抛开文本提出理想型的修宪建议。该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并不合理，因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以其立法权为基础，为立法权本身所固有，它可以依据立法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却应当成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
[13]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35]相比之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阐述更有针对性，令人印象深刻。联邦宪法和法院填补了这一缺陷，议会在交通、贸易和通讯等方面立法，设立协调关系的各种州际委员会，为联邦内部合作创造条件。
伙伴关系治理经历局部到整体的扩张过程，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运行良好，法律和行政体系能够实现兼容并蓄，海峡两岸亦可通过法治体系的融合实现更广阔的政府间合作，前景在于法律兼容、共同协商和互惠互利，遵从民众意愿和建构理解信任机制，创造更多合作契机和实现共同繁荣。伙伴关系治理促成地方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吸纳城市居民和乡村民众的民意以促进交流，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消弭城乡间的收入鸿沟，为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奠定基础。权衡利弊，西部某大型市的农村人口占多数，重视库区人口安置、考虑农民诉求就成为重要行政目标。伙伴关系治理是多元地方政府(含地方部门)与中央部委（含直属机构）之间平等合作，建立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动态交流网络。
伙伴关系治理则将公共服务外包予以延续，鼓励私营部门多元参与和实现利益均沾，尊重每个公民的不同需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共识和提供优质服务。信息时代让政府合作面临机遇与挑战，伙伴关系治理意识到整体合力的作用，尽力促成地方政府之间、公私部门之间合作，鼓励其他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乃至个人广泛参与。
三、伙伴关系治理的愿景（一）重塑地方合作地位，保障基层民众权益伙伴关系治理尊重地方主体地位。地方政府合作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但有地方违背契约却不受惩罚，行政环境呈现失序状态，地区间陷入难以协调的困境。地方目标和总体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不放权反倒会遏制地方的积极性。香港政府与小贩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南方都市报》2012年7月20日），成立各方参与的委员会，通过司法参与保障公正和保护弱势群体，缓解了阶层冲突和赢得了普遍赞誉，是伙伴关系治理的公民参与，或可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在完善法治环境和开放禁令后，台北市与台北县（现新北市）冰释前嫌，于1995—1997年举行县市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幕僚会议，成立工作小组联合治理淡水河。台北市与北台其他县市的合作也经历从怀疑到逐步信任的阶段，地方制度法明确直辖市、县（市）和乡（镇、市）的自治地位，主要城市通过承担更多责任和主动分享信息，增强彼此的信任关系和打消其他县市疑虑，在平等协商中承担起区域中心的网络联结者角色。伙伴关系治理在法治环境下寻找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合作的兴趣点，网络治理主体相互依赖、持续互动，多元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实现价值。我国区域发展尚不均衡，地方政府间仍需不断协调和形成合力。
一九四六年宪法第九章对中央与地方权限和地方制度进行了规定，而今地方政府定位不清，缺乏界定政府间关系的法律，阻滞了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建构，实则区域大战、流域污染、环境恶化难以治理的元原因即在此。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判断，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合在一起。
【摘要】受法治环境不健全、行政协议失效、公共协商缺位等因素影响，我国区域冲突不断、条块矛盾复杂、城乡隔阂加深。网络空间是政策建议和合法性获得的重要途径。
广东国地税签署合作意见，是中央部委的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联手协作。从美国发展历程来看，各州的联合经历了面对共同危机和派出代表讨论的过程，譬如制宪会议的使命是使联邦政府的宪法更为符合联邦的要求[5]，联邦宪法奠定了各州合作的基础，州以下地方政府地位平等，对本区域的选民负责而不受其他约束，地方政府合作秩序有条不紊。我国政府间伙伴关系仍需在法律体系兼容和多方平等信任方面下功夫，唯此才能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地方政府间合作才会水到渠成。国家面对现实困境并非无所作为，而试图通过对口支援扶持西部或受灾地区，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16]，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毕竟发达地区没有无偿支持欠发达地区的义务。美国立法司法行政各司其职，联邦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权，协调联邦与州之间关系和审判政府间争议，对促进美国繁荣功不可没。分配公平对区域内部合作至关重要，《地方制度法》第21条规定地方自治事项涉及跨直辖市、县市和乡镇区域时，由各地方协商办理。
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政府间互相排斥，有广域地区劫持狭域地区的民意，区域竞争环境日益恶化。政府间伙伴关系前提是地方政府定位明确，可在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明确地方定位，制定国土基本法划分城市和乡村功能分区，订立地方制度法以强化地方自治和营造合作氛围。
【关键词】伙伴关系治理。在平等信任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共享收益和共同担责，制定共同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的发生。
理论缺失与实践缺位正是新理论的契机，可将地方政府置于平等地位，破除行政级别和促进跨地域交流，伙伴关系治理呼之欲出。搭建公共云服务平台，整合地方政府资源，促成地方政府间订立平等协议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满足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个性化需求，提升综合国力和服务于国计民生。
伙伴关系治理从功能分区角度对城市与农村分类管理，改变当前城市管辖农村的不合理状态，协调国土问题中农村问题和区域发展不均衡[14]，让城市免于干涉农村事务而回归服务城区居民本位，引导农村摆脱束缚而专心为乡民服务，尊重乡村居民利益诉求和实现多方和平共处。民初制定系列自治法和组织法明确地方政府地位和明晰政府职能，可深入商榷研究和延续发展。公共产品的质量检验政府间合作成效，保障公民基本权益也就顺理成章。台湾地区的地方政府间合作趋势愈来愈多，南台湾有高高屏永续发展委员会，中台湾有中部六县市首长会报，地方政府伙伴关系覆盖全台。
何况私营部门早已涉入公共服务体系之中，云服务时代的行政级别日益失去现实意义。伙伴关系治理覆盖全域，无论大陆与港澳台关系，抑或区域与整体关系，还是城市与乡村关系都涵盖其中，伙伴关系治理使政府间关系整合成为可能。
中国情境更为复杂，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和中央部委（及直属机构）之间在条块分割中难以顺畅沟通，流域污染、省际纠纷、跨部委矛盾在上报下行程序中日益繁琐，区域内的协同治理成为奢望。（三）确保公平分配资源，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伙伴关系治理致力于破除垄断和维护公平。
城乡差异无法满足获益者的胃口，亦难以平抑乡村区域和农村居民的愤懑，征地拆迁纠纷频发即为例证。尊重乡村乡民意志和破除城乡二元鸿沟，区域内促成多个地方政府平等协商洽谈，区域间尊重契约精神和撮合跨界合作。
但部分职能重新融合与全面合作无关，是有益尝试却难以影响全局。域内以乡村部分居多的县域，可能会被动的变成区级建制，譬如济南长清区即由此而来。当前区域协调并不尽人意，改革最前沿的珠三角较少辐射广西和江西等省区，环渤海区域的北京与周边数百公里呈现强烈反差，甚至相隔不远即冰火两重天。跨区域跨部门合作难上加难，彼此争利益或互相推责任。
顾此失彼和有失公允对社会发展不利，地方政府间应群策群力和减少内耗，在公正平等的环境中有序竞争。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依靠其他机关或民间单位的配合，否则难以进行[10]。
（四）公私部门合作服务，促进国家协同治理伙伴关系治理搭建公私部门合作的平台，开发地方政府合作的驱动力。如环保部和水利部关于水电火电污染之争，牵涉到的怒江水电站建设不仅是部委间的博弈，还关乎云南省及相关州市利益。
乡村区域人员分散，乡民权益难以受到重视，成为食之无味的鸡肋，城乡矛盾的解决之路任重而道远。实际操作层面，国地税在浙江、江苏等省广泛合作（《中国税务报》2009年7月8日，2012年3月21日）。
